在麻将游戏中，仅有儒学作为指导思想是不能确保取胜机会的。麻将作为一种实战性很强的娱乐工具，要求游戏者一定要有兵家的思想。在游戏中，如调张，疑牌不打，隔巡如生张等都融入了兵家思想，至于在游戏中的猜牌估张等现象，无不体现了游戏者的斗智斗勇。在麻将实战中，牌势只要进入中盘阶段，各家的手牌无时不在起变化，摸打一至二巡牌后，以前的熟张在这个时候可能已经成为生张了，以前认为是安全牌，现在很有可能成为危险牌，此时若舍出，不是被下家吃起，就是被其余的家成和，真是“隔巡如生张，旧安变新危”。所以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场面，当一个人想打出手上的牌时总是欲放还止。
通晓麻将的都知道，麻将的舍牌要根据牌面和牌桌上的变化来制定对策及战略战术，做到看上家、防下家、盯对家。看上家，也就是应看明白上家打出什么样的花色牌，吃起、碰起什么花色的牌。因为他所吃、所碰之牌，即是他手中需要的花色；打出的牌，也是你可以吃起、碰起的花色。这样，你可判断出你自己应保留什么样的花色，才有迅速吃、碰牌的机会。如果你手中的花色，也是上家想留存、没有舍出来的，自然你就没有办法靠吃碰牌来迅速组合手中牌阵了。防下家，与看上家相反，下家正想靠你手中打出的牌来判断自己手牌中的去留。若你会出的牌，多是下家正想吃起的，那他当然就会很快地吃成一副一副的牌摊开亮出，并且叫听。故在打牌时，尽量不使下家能吃上自己舍出去的牌，就成了十分重要的思考内容。盯对家，既看上家、防下家，也必须盯住对家，这样三家人需要什么花色的牌，甚至可能需要什么牌点也在你预料之中，知己知彼，方能百战百胜。对于自己，要做什么花色的牌，成什么样的和对自己有利，必须考虑周密，这样才能一举成功。而当游戏进入终盘阶段是大家短兵相接、交锋决斗定胜负的阶段，丝毫不能疏忽大意。一般进入终盘阶段有以下两种情况：一是四人中的两人或一人，依然保持着听牌的状态，窥机食和。但因牌势的发展趋平，只好强行打牌，应酬战局。其他的各家均以防御为主，最后以少失分而收场。二是四人继续互相牵制，打出安全牌。事实上，其中一人或两人，早已放弃听牌，采取少失分的作战方案。凡是牌坛高手的对阵，这种局势并不是少见的，与初学者聚桌娱乐，推倒食和大不相同。设想，牌桌上有一或两名低手，欲使战局发展到终盘阶段，似乎是不可能的。
有人说“麻场如战场”一点也没错。“四四方方一座城，东南西北四个人”，两两相对，却是各自为战，在打麻将的过程中，人们相互之间互相防范。上家打了什么牌，你要清清楚楚地记着，留好手里的牌，等待机会吃、碰他的牌；而下家打了什么牌，你更要揣摩仔细，防止给他“ 吃”、“碰”的机会。总之，你的目的是让自己利益最大化，同时让别人捡不到便宜，但在某一方做极大的牌时，另三家又可暂时联合起来共同阻止其得逞。这些特点和古代联众抗衡等兵家思想不谋而合。
然而，运用上述方法并不一定保证能赢，因为在麻将中还有阴阳家的影响，这极为常见，即使你做到了不急不躁的平和心态，但就是屡战屡败，除了在战略战术上的失误外，很有可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手气不好。所谓手气其实说的就是阴阳家的观点，这是一个看不到摸不着的东西，可是凡是玩过麻将游戏的人都无时无刻不感到它的存在，它弄得你不信也得信。
麻将文化是最真实、最广泛的大众文化，它根植于每个国民大众内心深处，它的游戏规则成为中国人百年来真正的“潜规则”。中国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思想杂糅，发展到如今，要看懂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，但要用“麻将”作为代表文化，恐怕是最适合不过的了。有位读过金庸小说的外国朋友，曾经问中国的一位著名文化学者一个问题：“我究竟该用孔孟的原则来看你们，还是用老庄哲学、墨家的侠义来看你们，或者是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？”那位学者颇为幽默又意味深长地回答道：“那些书本上的你全都不用看，你只需学会打麻将，你就看懂中国了。”
